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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前日本就有营养法 ,中国营养法何时落地?

更新时间:2019-09-24    编辑:管理员    浏览:1996


“十多年前 ,我有两个愿望:一个是营养立法 ,还有一个是女儿出嫁。如今 ,女儿的孩子也已一点点长大 ,而营养法却仍未落地。”从2002年开始就在为营养立法做调查、准备材料的中国营养学会荣誉理事翟凤英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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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好营养问题 ,每年可节省168亿元

“吃饭还要立个法呀?”每次递交营养立法相关材料的时候 ,总有人这么问翟凤英。她内心却一直很坚定 ,“还真有必要 ,而且非常必要 ,吃饭营养不达标 ,问题很大!

改革开放前后 ,中国居民膳食结构从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低脂肪、低维生素的“一高三低型”快速转换为高能量、高脂肪、高蛋白、低膳食纤维的“三高一低型”。

吃得“好了” ,一些毛病也跟着来了:《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年)》显示 ,全国18岁及以上成人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达到30.1%和11.9% ,高血压患病人数已超过2亿 ,糖尿病患者达到9700万 ,与膳食不平衡有关的慢性病死亡占死亡原因的70% ,上述慢性病每年住院医疗花费为827.3亿人民币。

《2018全球营养报告》显示 ,全球194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因营养性疾病损失3.5万亿美元 ,而超重和肥胖花费5000亿美元 ,大概是中国GDP的1/3到1/4。而中国是第二大营养不足的国家 ,但也面临肥胖问题 ,营养缺乏和营养过剩共存。

不过 ,这其中很多病都是可以预防的 ,如果做好营养干预与疾病预防 ,则就是一份“赚钱的买卖”。国内外研究表明 ,每投入1元资金进行社区高血压的综合防治 ,可以节约心脑血管病的治疗费用8.59元。

我国高血压患者约1亿人 ,仅此一项防治措施就可每年节省医疗费用7~8亿元。我国营养不良改善项目结果显示 ,营养不良若被控制 ,每年可节省168亿元。

我国目前已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市场食物供应充足 ,2003年底人均收入达1000美元 ,我国与国外营养立法的背景相比 ,已经具备了社会经济基础。正是营养立法的好时候 ,可以及时止损。

国内外实践表明 ,人均GDP由1000美元增至3000美元的时期是居民膳食营养结构迅速变化的关键时期 ,也是营养改善的关键时期 ,此时若加以正确的营养指导 ,将明显提升我国居民的体能和智力水平 ,预防营养缺乏和营养过剩 ,增加整体健康度。

“建设健康中国 ,首先得保证全民健康 ,如果人人都是病病歪歪的 ,或者只是靠高昂的医疗而不是预防来延长预期寿命 ,谈何健康中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副所长张兵教授认为 ,我国营养改善工作需要营养法律来强化和保障 ,营养立法问题应当优先纳入议事日程。


70多年前 ,美国和日本就颁布了营养法

在营养立法方面 ,美国和日本是走在前面的 ,分别于1946年、1947年就颁布了营养法 ,现均已非常系统且全面。

美国是最早制定营养法的国家之一 ,1946年制定了《学校午餐法》 ,联邦政府援助的“午餐计划”是作为“一种保障国家安全的措施”而建立的 ;1966年 ,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了《儿童营养法》 ,并作出批示:“营养好是学习好的必要条件”。此外 ,还有《全国营养检测及相关研究法》《营养标识和教育法》《膳食补充剂卫生与教育法》等多项法律 ,是目前世界上营养法规最健全的国家之一。

日本紧随其后 ,于1947年颁布了《营养师法》 ,1952年颁布《营养改善法》 ,1954年颁布《学校供餐法》 ,在经济极端困难情况下 ,用营养法规保障小学生营养午餐制度 ,大力提倡饮奶 ,建立营养调查和营养指导制度 ,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目前日本儿童青少年的身高比我国儿童青少年高2~3厘米。另外 ,日本还颁布了《厨师法》《学校保健法》《食育基本法》等一系列法规 ,甚至还做成了“食育榜样” ,全世界食育看日本。

“我在日本待了7年 ,深切感受到了日本人对吃这件事的重视。”张兵教授说 ,学校和医院配有营养师自不说 ,日本的营养教育和科普也做得很好 ,电视上经常讲一些烹调的技巧和食物营养。他们的“市民馆”或者“社区活动中心”常有一些自发性的活动 ,教老百姓实际操作做饭和营养搭配。他们很注重饮食多样化 ,便当里动物性食物、蔬菜、水果等都有 ,而且摆得很好看 ,他们的超市里还经常有各种食材的半成品 ,用的时候直接搭配就可以了 ,既方便又容易做到食物多样。

翟凤英在去日本调研的时候 ,也发现了日本人对执行营养法的严肃。如果你“大腹便便” ,不好意思 ,单位是不让你进去的 ,把你的大肚子减掉再来上班。

也许有些人会说 ,这都是发达国家 ,基本温饱解决了 ,才想着为营养立法 ,其实不是。翟凤英说 ,“美国和日本在制定营养法的时候当下状况并不是特别好 ,尤其是日本 ,他们的营养法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 ,其国内经济状况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制定的。他们很早就急着营养立法 ,说明他们意识到营养的重要性了。”

翟凤英补充 ,“我的硕士是在菲律宾学的营养规划 ,那时候我们都是来自各国的同学 ,斯里兰卡的同学毕业回去时 ,政府还会专门在他们当地很重要的报纸上刊登‘欢迎XXX学营养归来’ ,可见他们国家对营养有多重视。”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国家也非常重视营养立法。芬兰、澳大利亚、菲律宾、韩国、泰国、印度、肯尼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先后制定了营养相关法律法规 ,但是中国的营养立法工作远远落在了后面。


近几十份提案 ,中国营养法难产几十年

中国的营养立法其实也是在一直推动 ,但是呼吁了30多年 ,立法提案提交了很多次 ,营养立法一直被排在待立法的队伍后边。

“我现在血压有点高 ,可能就是被营养立法‘折磨’的。”从2002年开始就一直推动营养立法的翟凤英调侃道 ,并将这些年听过的和走过的营养立法路上的艰辛慢慢道来。

从20世纪80年代起 ,营养领域和营养相关的专家就开始呼吁营养立法 ,1985年原卫生部就临床营养工作的重要性下发文件“关于加强临床营养工作的意见” ,明确了营养工作在临床医疗中的地位。1997年为落实《中国营养改善行动计划》 ,初步形成了《营养师法》草案。2001年营养专家再次进行营养立法提案的启动工作 ,从2002年开始通过政协、人大代表向全国政协和人大进行营养立法的提案。

好在 ,2004年3月有个好消息 ,温家宝总理在46名院士及营养专家的营养立法呼吁信上作了批示 ,经调查和研讨 ,国务院法制办建议“先从条例入手 ,试行一段时间后正式立法”。

中国营养学会相关专家兴致勃勃地起草了《营养改善条例》(草案)和立法背景说明等大量的文件 ,也开展了多次的营养立法调研。但是 ,由于我国面临着大量的立法需求 ,营养立法工作还难以在近期进入国家的立法程序。2010年发布了《营养改善工作管理办法》 ,但《营养改善条例》至今还未正式发布。

近几年 ,营养立法的声音也一直有。《国民营养计划 (2017~2030) 》明确提出要“完善营养法规政策标准体系 ,推动营养立法和政策研究 ,提高标准制定和修订能力。”2019年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继续强调推动营养立法和政策研究。

但行政命令和文件不能代替国家立法 ,没有立法 ,政府的营养干预政策与措施难以落实 ,营养改善计划未能产生应有的效果。

“全国卫生、营养、教育、科技、农业、食品、宣传等社会各界呼吁营养立法已经三十多年了 ,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委员也都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提出多项提案 ,但声音还是小了一些。”翟凤英说。


营养立法缓慢 ,营养专业队伍萎缩

营养法的雏形是营养师法 ,先有人 ,才能真正把营养立法的工作做好。

“解放初期 ,中国有六大医学院校 ,哈尔滨医科大学、中山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现北大医学部)、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华西医科大学、同济医科大学是设有营养系的 ,但是由于相关需要营养工作的单位没有设营养岗位 ,很多学生毕业了不是去食堂择菜就是去卖饭票了 ,或者到相关企业搞销售 ,没有继续搞营养工作 ,这也导致很多医学院校取消了营养系 ,人才大量流失。”翟凤英觉得很可惜。

缺乏法律保障 ,营养专业人员的地位和工作岗位得不到保证 ,医学院校取消了营养系 ,仅防疫系统就有我们通过执行营养项目培养出的3万多名营养工作者在卫生机构改革中被迫改行 ,全国的营养专业队伍日渐萎缩。

与营养专业人员少相反 ,我国13亿人口 ,对营养师的需求极大 ,疾病预防控制系统、医院、社区、托幼机构、学校、餐厅、航天员、运动员、食品企业等都需要大量营养师和专业人员。目前 ,我国营养师数量严重不足 ,在岗有资质的仅2000余人 ,与人口之比约65万∶1 ,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而且 ,由于规范化培养、工作、职称都得不到保证 ,营养师的质量层次不齐。在美国 ,要做一个营养师其实很难。张兵教授介绍 ,“在美国 ,要做注册营养师需要先学习5~6年 ,然后还需要到有注册营养师资质的机构实习半年到一年半 ,最后再经过考核才能获得资质。而且 ,这种注册营养师需要终身学习 ,五年内要不断参加培训学习 ,集满学分后 ,五年以后才能继续延续这个资格 ,否则就丢失了”。

中国从2013年开始 ,中国营养学会也在逐步培养和完善注册营养师制度 ,类似美国的这种模式 ,但还在摸索阶段。

除了仅有的国家级营养专业机构外 ,各省市均缺乏完善的基层营养工作体系 ,难以开展全面的营养改善工作 ,不能将营养工作常规化。目前的营养工作多以项目形式实施 ,存在局部性、阶段性、临时性的色彩 ,一旦项目结束 ,刚取得的营养改善效果会逐渐消失 ,原有营养问题又暴露出来。

有了人才 ,还得有领导 ,翟凤英建议成立由各有关部委参加的国家营养工作领导委员会 ,对上能够直接接收领导的指示 ,对下可以进行统一部署和协调 ,更有助于推动营养立法工作的具体施行。

“希望国民营养计划和健康中国行对营养立法的强调 ,能真的让营养法的春天来得早一点 ,再早一点!”这仍然是翟凤英的愿望。




来源:健康时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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